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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医解惑 | 帝国理工大学教授贾斯汀·斯蒂宾谈用免疫疗法治疗癌症


 

帝国理工大学肿瘤专科主任医师、肿瘤学教授、医学博士、理学博士、英国皇家内科医师学院院士、美国内科医师委员会院士、英国皇家病理医师学院院士、国际疫苗学会主席、临床肿瘤及肿瘤基因杂志(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and Oncogene)副主编、多个国际肿瘤学会顾问委员会委员及多个国际肿瘤学杂志编委。

我叫贾斯汀·斯蒂宾,一名肿瘤科教授。受聘于伦敦帝国理工大学。帝国理工大学有多所附属医院,我在哈默史密斯附属领导两个科研实验室,在查令十字医院接诊患者。

    

我们目前最想做的,我在尝试做到的,是把实验室研究与临床连接起来。

 

我希望由此能延长乳腺癌、肺癌、消化系统恶性肿瘤和黑色素瘤患者的生命,改善生活质量,以及提高治愈率。

 

我也参与新式免疫疗法的临床实验工作,在政府的第一个研究转化医学的国家级健康研究机构中担任肿瘤学教授,我还是全球最大癌症期刊之一《致癌基因》杂志的编辑。

 

并且我有一个非常出色的团队来协助我的工作。

 

我工作的领域中,早前的研究一直是以小步前进的方式在进步。

 

时至今日,研究的进步可谓都是大跳步的,而其中免疫疗法是进展最大的。

 

它工作的原理并不是激发免疫系统,而是抑制免疫抑制系统。

 

我认为,在接下来的20年中,我们可以通过免疫疗法、化疗与免疫疗法相结合,或者不同免疫疗法相结合的方式治疗病患。

 

我们现在认为,癌症是一个系统性的疾病,并且会影响到每一个人。

 

在上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医生一直试图通过控制免疫系统来治疗癌症。

 

1909 (1908)年,伊拉·伊里奇·梅契尼科夫因为癌症的免疫逃逸理论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我们都会患癌症,但一般情况下,免疫系统会清除癌症。

 

我们已知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更易患癌,比如肾移植。

 

如果去除免疫抑制反应,恶性肿瘤就会好转,但对移植患者来说,此时移植的器官也会损伤。

 

我们还知道,在1983年,HIV的流行是从皮肤癌开始被发现的,这是另外一种在年轻人中发生的恶性肿瘤。

 

现在我们的观点是,例如肺癌、血癌、头颈部恶性肿瘤、特定类型的结肠癌、特定类型的乳腺癌,非常多的癌症,以及更多新发现的癌症种类,比如黑色素瘤和肾肿瘤,常见的情况是,即使免疫疗法没有治愈肿瘤,肿瘤也会演变成慢性病,病人会继续带病生存很多年,因为免疫系统会好比每天做一次活检那样,持续监测肿瘤。

 

因为免疫系统也是你自己的一部分。

 

所谓的个性化的治疗,就是在恰当的时间,使用合适的药,治疗病人相应的肿瘤,揭开保护癌症细胞的保护壳,从而利用自身的免疫系统来战胜肿瘤。

 

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不仅在于这种治疗有效果、有效率,更在于毒性领域。

 

所有药物都有副作用,但是相比较于能引起疲乏、脱发、或多重感染的传统化疗药物,这些药物的毒性要好的多。

 

现在,我们通常所做的,我通常所做的是,把肿瘤想象成伦敦的地铁系统去理解它。

 

我利用活检技术取用一些细胞,如今我们甚至可以抽血做实时的液体活检。

 

并且,我们对它进行基因测序。

 

我们解码了这些肿瘤细胞内含的基因,共三百万个字母组成的密码,然后试图从中找出到底是国王十字地铁站、尤斯顿地铁站,还是滑铁卢地铁站出了问题,或者异常可能来自维多利亚站,堤岸站,东阿克顿站和哈默史密斯站。用这样的方法,我们围绕这些异常,制定一个个性的治疗方案。

 

但问题是,有时候我们发现,所有的地铁站都有问题,所以你需要进行地毯式的维护;或者有时候你发现尤斯顿站运转异常,却没有治疗尤斯顿的药;或者有时尤斯顿站不运行了,我们也有适合的药,但是光治疗它没用,因为尤斯顿站并不能控制整个地铁线网,尤斯顿站只控制北方线和维多利亚线。如果疾病想从卡姆登站经过尤斯顿站到维多利亚站,即使尤斯顿被药物隔开不能下车了,没关系,疾病还是可以到达维多利亚站。因为你可以换线绕过尤斯顿,经过国王十字车站倒车过去,甚至可以改乘公交和出租车。

 

癌症细胞就是这样。

 

他们会找到其他的通路。

 

通过在基因组水平的研究,我们能找到哪个地铁站是目标。通过去除癌症细胞的PdL1保护屏障,我们可以用免疫疗法,指引自己的身体去对抗癌症。通过这样,我们实际上在有效性与毒性两方面,正在彻底改善癌症患者的生命。但是如果说免疫疗法之路有一英里长,我们不过刚走了10到20码。

 

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我们一直学习去分析的,不仅是人类的基因组,我们也在研究这些基因的行为,并试图把基因型与表型联系起来,探究基因怎样控制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一切。

  

癌症一直是一个和年龄相关的疾病。

 

今天,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可能发生癌症,而过去是每三人中有一个,这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寿命更长了。

 

我们实际正在理清什么时候该治疗,如何治疗,以及什么时候不治疗。

 

我们利用大数据分析,这不仅是关于医学,细胞学,分子生物学和药学,我们利用云端,最新的生物信息学,统计分析软件,和最新的技术来整合全部的细胞生物信息,这就是大数据。

 

让我们回到地铁站的类比,我们已经明确了一些新的地铁站,这些地铁站我们以前并不知道他们在癌症中的重要性。

 

我们试图制造一些智能炸弹,然后丢到这些地铁站,而不损害其它的地铁站。

 

这样做来,同样地,我们并不是用一种“一刀切”的治疗策略。

 

我们是在订制治疗,给每一个病人做到个性化的治疗,以同时增加生命质量和生命长度。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因为质量或长度,单独的存在都没有什么用。

 

行医25年,从牛津大学,到美国东海岸,再回到伦敦,我们这个学科,以前进展缓慢,现在发展迅猛。如今是做肿瘤科医生最令人振奋的时代。

 

 

本文内容仅供参考,不作为临床诊断及医疗依据,不可替代专业医师诊断。